翻譯是跨文體文化活動的橋梁，也是閱讀與接受的中介。尤其是文學翻譯，人們賦予其更高的審美要求和語言技巧。傅雷、朱生豪、葉君健、李霽野等大家的翻譯作品影響了幾代人的閱讀。翻譯實質上是一門藝術，一種創造。賦予西方文學著作以中文之美，彌補語言差異所帶來的理解縫隙，無疑是文學翻譯者所追求的一種境界。

  當下的翻譯熱潮，雖然在量上面成倍增加，精品卻寥寥無幾。在每年譯介的上千種外國文學作品中，粗制濫造、仿制抄襲的，總是占有一定比例。翻譯者不但對西方語境缺乏了解，而且漢語寫作的水平也不高，雙重的缺陷造成了翻譯文本的蒼白干澀，味同嚼蠟。有的翻譯者為了速成，干脆將不同的譯本，拼湊粘貼，改頭換面，形成一本文體風格駁雜混亂的譯著。

  優秀的翻譯家從事的是創造語言的事業，他們的翻譯作品有一種無以言傳的神韻，而當下的翻譯明顯帶有機械復制時代的烙印，難以進入讀者的心靈。翻譯雖然不具有原創性，但是，它所實現的是一種視界的融合、理解的貫通、精神的契合。那些望文生義、斷章取義、生硬肢解的翻譯作品不但給讀者帶來重重閱讀障礙，而且也造成了語言的災難、文學的災難。伽達默爾說：“只要語言上的塑造使應表達出的內容意義達到了表達，那么所產生的便是所有文學作品間的一種深層的共同性。”(《真理與方法》)糟糕的翻譯作品不僅是原作的扭曲，而且也是對文學那種內在共同性的一種毀壞。

  文學翻譯的本質是文學。以損耗文學性為代價所制造的語言溝通是無意義的。如果一部作品不能給讀者以文學享受和審美愉悅，注定是一部失敗的翻譯作品。從接受學的角度看，文學翻譯作品應當有一個高于普通創作的準入標準。因為人們對翻譯作品的青睞，往往是由其本土語言文本所制造的影響力決定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們對翻譯水平的鑒別和選擇。翻譯作品依賴其“后發優勢”占領了圖書市場和讀者的閱讀視野，這種功利因素使當下的翻譯者顧不上精雕細刻，苦吟細斟。

  網友們對譯林版《魔戒》的指責是出于閱讀的不順暢：翻譯存在前后名詞不一致、錯漏、概念理解錯誤、風格不符等等。英國翻譯學家泰特勒強調“譯文必須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流利看起來并不是一個奢侈的要求，但是，對于文學翻譯來說，卻是一個很高的境界。無論是嚴復的“信達雅”說，還是卞之琳的“以似求信”，無論是傅雷的“神似”，還是錢鐘書的“化境”論，都包含了對流利的追求。成熟的翻譯作品如行云流水，渾然一體，自然舒暢。這不僅僅是語言裝飾的結果，更是心靈呼應的必然。文學的力量表現在它能夠突破語言的界限、地域的界限和時代的界限。這就要求翻譯家憑借嫻熟的語言技巧和天才般的藝術靈性去推開異域文學家的心靈之門。

  當下的不少翻譯作品為什么難以卒讀呢?除了語言功夫的欠缺和文學底蘊的不足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翻譯作品出版流程加快，過分迎合讀者趣味，盲目進行炒作，在急功近利的出版商的催促下，翻譯者難以平靜地、緩慢地、不受干擾地從事語言耕耘。阻礙翻譯文學“流利”的表現不僅僅是用詞不當、語句不通、行文不流暢、邏輯紊亂、常識性錯誤等表層問題，其內在的原因在于譯著心境的輕浮。快餐式的文化消費觀破壞了傳統的閱讀模式，寫作呈現泡沫化傾向，翻譯文學也隨之失重。文學翻譯的交流、影響、接受、傳播功能被商業目的異化，成為另外一種畸形的文字繁殖。渡邊淳一、村上春樹等通俗性、流行性作品的泛濫證明了這一點。過于強烈的利益訴求造成了翻譯圖書市場無序、混亂。

  唐《義疏》曰：“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由此可見，理解是翻譯文學的關鍵。要想使讀者理解，首先要譯者理解。譯者不能把一知半解甚至是誤解強加給讀者。精彩的譯作來自譯者的讀懂、讀透。閱讀功夫和語言功底一樣重要。在大眾對英語的掌握程度迅速提高的今天，翻譯作品如果僅僅停留在語言翻版的層面上，顯然已無法滿足讀者的需求。事實證明，忠實原作是一回事，生吞活剝是另外一回事。魯迅先生所強調的“硬譯”，是為了保全原作的背景氣氛，以體現異域文化的原汁原味。這恰恰需要更深邃的文化眼光和更靈活的思維轉換。翻譯的過程，既是語言轉換的過程，又是中西文化吸收消化的過程，這說明文學翻譯是急躁不得的。否則，浮躁的情緒和騷動心態會無從掩飾地躍于紙上。小心謹慎的翻譯者越來越少，文字加工的諸多環節被省略掉了。這些粗糙的翻譯作品在把關不嚴的出版社的催動上，批量上市，讓人不堪頭疼。

  雖然偉大的作品不會因為翻譯而失去其偉大，正如博爾赫斯所言，“具有不朽的稟賦的作品卻經得起印刷錯誤考驗，經得起近似的譯本的考驗，也經得起漫不經心的閱讀和不理解，它不會失去其實質精神。”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外文原作是易碎品，粗暴的翻譯之手會將其陶瓷般的美麗打個粉碎。當然，譯者的文化修養和藝術感覺不是一天造就的。大翻譯家也不會像森林一樣茂密。但是，讀者完全有權力拒絕倒人胃口的“洋垃圾”。